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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2024年9月30日

王东出医生:探索预测价值,优化全流程——CD7 CAR-T桥接移植的研究与展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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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:燕赵汇贤才,十四载守初心。2026年8月21日,“第十四届陆道培血液病学术大会”于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盛大开幕。历经十四载学术积淀,本届大会聚焦造血干细胞移植、细胞免疫治疗、血液病精准诊疗等前沿议题,汇聚国内血液领域专家学者共探学科发展,是推动我国血液病诊疗事业进步的重要学术平台。会议期间,《肿瘤瞭望-血液时讯》特邀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王东出医生接受专访,围绕CD7 CAR-T在T细胞恶性肿瘤中的治疗现状、细胞因子水平与桥接移植后移植物抗宿主病(GVHD)的相关性研究、CAR-T联合移植的未来发展方向等前沿话题分享专业见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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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在本次大会上分享的是“CD7 CAR-T治疗后细胞因子水平与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(allo-HSCT)后GVHD的相关性研究”。请您介绍一下,CD7 CAR-T在T细胞恶性肿瘤治疗中的现状如何?CAR-T治疗后桥接移植是基于怎样的考虑?

CD7 CAR-T目前已被证实是治疗T细胞恶性肿瘤非常有效的免疫治疗手段。常规化疗方案下,难治复发的T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、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患者治疗效果差,长期生存率很低。CD7作为新兴靶点,在T细胞上高表达,而在正常浆细胞上表达率很低,是针对T急淋、T淋母的理想CAR-T靶标。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均显示,CD7 CAR-T治疗T急淋、T淋母可获得很高的完全缓解率,为患者提供了宝贵的治疗窗口。

但与针对B细胞的CD19 CAR-T相比,CD7 CAR-T的作用靶点是T细胞,在杀伤肿瘤T细胞的同时,也会杀伤正常T细胞与NK细胞,导致患者出现长期造血功能抑制、免疫重建延迟,使患者长期处于高感染风险的免疫缺陷状态。仅靠CD7 CAR-T单药治疗,很难维持患者的长期无病生存。因此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,患者经CD7 CAR-T治疗获得完全缓解后,需要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进行巩固治疗,目的是帮助患者重建造血功能与正常免疫系统,实现长期生存。

CAR-T治疗后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如何影响后续移植后GVHD的发生?您的团队在这一领域有哪些重要的研究发现?这些发现对临床桥接策略有何指导意义?

我们的研究重点关注CAR-T治疗后至桥接移植前这一窗口期的细胞因子变化,探索其与移植后GVHD的发生、严重程度以及患者总生存三个方面的相关性,整体结果显示,该窗口期的细胞因子水平与上述三方面均存在统计学关联。

第一,在GVHD发生的预测方面,我们先对多个时间节点的24种细胞因子进行筛查,发现多个时间节点均有细胞因子与GVHD发生存在统计学显著关联;经进一步分析,我们最终选定CAR-T回输后第15天的6个细胞因子(IL-1b,IL-10,IFN-γ,sCD25,ST2,MIP-1α)组合,证实其对移植后GVHD是否发生具有较强的预测价值。

第二,在GVHD严重程度的预测方面,我们将患者分为轻度组(1~2级GVHD)与重度组(3~4级GVHD),同样经过多时间节点筛查与分析,最终选定第15天的4个细胞因子(MIP-1α,IL-17A,MCP-1,IFN-γ)组合,其对严重GVHD的发生具有一定预测价值。值得注意的是,GVHD发生与严重程度的最优预测节点均为第15天,两组预测因子存在重叠;其中MIP-1α无论是作为组合中的因子,还是作为独立因子,均表现出很强的预测价值,未来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。

第三,在总生存的相关性方面,我们将患者分为死亡组与长期生存组进行分析,最终选定CAR-T回输后第30天的时间节点,发现4个细胞因子(sCD25、ST2、TNFRI,IL-15)与患者总生存存在强相关性。其中TNF-α受体1在回输后早期(0、4、7天)及后期(15、20、30天)的多个时间节点均表现出统计学意义,提示其具备较好的临床研究与应用前景。

关于临床指导意义,常规移植管理通常关注移植后的细胞因子表达情况。而我们的研究希望通过移植前的早期时间节点,即可预测患者移植后急性GVHD的发生风险、严重程度,以及长期生存预后。基于该预测模型,移植科医生可以在患者移植前,就对预处理方案、GVHD预防方案进行个体化调整。需要说明的是,目前该研究为初步结果,后续还需要更大样本量的研究进一步验证。

CAR-T联合移植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?如何通过细胞因子监测优化移植时机和GVHD预防?

我认为CAR-T联合移植的未来发展主要有三个方向:

第一是优化CAR-T本身的制备工艺。比如开发更多通用型CAR-T,与自体采集培养的CAR-T相比,通用型CAR-T应用更便捷,确认治疗后可快速完成回输;且其细胞来源为健康人的异体T细胞,治疗效果可能优于白血病患者自身的T细胞。

第二是寻找更具特异性的CAR-T靶标。目前CD7 CAR-T疗效确切,但最大的弊端是会同时清除患者正常的T细胞与NK细胞,导致患者长期处于高感染风险中。如果能找到仅在肿瘤细胞表达、不在正常细胞表达的特异性靶标,就可以避免这一问题。

第三是开发可控性的CAR-T设计。如果暂未找到更理想的靶标,可以为CAR-T加入可控的清除机制,比如设置自杀基因,在治疗起效后(如回输后30天或45天)让CAR-T细胞程序性清除,避免其长期在体内滞留,推迟患者的免疫重建进程。

关于细胞因子检测对移植策略的优化,主要体现在两方面:

一是辅助精准选择移植时机。目前临床选择移植时间,主要参考患者的缓解状态与一般临床状况是否稳定。我们的预测模型可以帮助医生提前预判患者移植后的GVHD风险与预后,据此调整移植时机,或在移植前优化预处理方案的强度与具体组成。

二是实现分层化的GVHD预防。目前临床多采用常规的免疫抑制方案预防GVHD,借助细胞因子的预测结果,我们可以对患者进行风险分层:对于预估仅发生轻度GVHD的患者,可适当减少免疫抑制剂的用量,帮助患者更快实现免疫重建;对于预估会发生严重GVHD的患者,则提前加强免疫抑制治疗,降低严重GVHD的发生风险。

未来我们还希望可以联合基因图谱、淋巴细胞亚群、微生物组等多维度的检测结果,构建更精准、更全面的预测模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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